只是由于各国立法背景和程序价值取向的不同，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所谓控制模式是以控制下级行政机构，防止其偏离统治者意志为目的的模式。与行政机关公开义务相对应的是公民的知情权。

1.事前型事前型是指仅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如何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不涉及事后行政复议程序，如日本、韩国。[19] 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27] 参见薛刚凌：《海峡两岸行政程序法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海峡两岸首届行政法学术研讨会──行政程序法论文集》，第137页。由于行政指导采用说服、教育、建议等非强力手段达到行政管理目的，被称为柔性执法，目前特别受到执法部门的注意。[13]所以世界上最早进行行政法法典化工作之一的奥地利，即将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分开，致力于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

公权力对个人所具有的支配性、强权性使得法治的核心要义是公权力要依善法行使，其中强大的行政权是否依法行使更是衡量一国法治实现程度的关键因素。(2)行政程序法专家建议稿的设想第一种设想将行政程序法典定位为基本法，在此前提下规定统一法典与其他单行法的关系。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强权行政、高权行政，行政机关高高在上，现在则要自我约束。

原先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往往因为高新科技的积极采用而变得可以做到了。[3] 例如，它强调了一系列新理念，以推动人们的观念更新，包括参与行政、合作行政、行政服务、行政公开、行政效能的观念和原则。它还确立了一系列新机制，以促进行政法制创新，包括重大行政决策机制、临机决断机制、裁量基准制度、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机制、联系会议制度、行政协助制度、期限分解制度、监督评估制度，以及规范性文件的登记、失效、检索、评估制度。首届中国法治政府奖获奖项目为此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全国范围公开申报的基础上，经过初步评选、网上公示、实地核查，最后经由权威专家学者构成的全国评选委员会评议打分，从中评选出8个中国法治政府奖和 7个中国法治政府奖提名奖（有关的3个名单附于文末供参阅）。如果某些新举措符合这个方向，尽管也可能存在不足和争论，仍然可以努力推行并不断加以完善。

回应法律价值观变化的行政法监督救济制度发展，表现为代表评议、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补偿、行政道歉等监督责任救济制度发展。既然出现了公众参与、共同治理的民主管理做法，那就需要相应地树立多元化、多样化、多依据治理的观念。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出要求：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从世界范围看，已经出现并继续演进且将长期发生影响如下一系列发展变化，对行政法制建设的影响极为广泛和深刻，人们应当高度关注这种革命性的影响。

从上述获奖项目提供的观察窗口可以看到，中国行政法制获得的新近重要发展和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从总体上反映了行政法文化革新、行政法制转型发展的成果和方向，适应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行政法制追求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的趋势，也提出了中国行政法制获得更稳健发展的新任务。因此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积极推动行政法文化革新，采取了许多教育培训措施，促使各类行政公务人员更新观念，逐步树立现代行政法治观念，包括宪法至上、尊重人权、行政权限、行政民主、行政服务、程序法治、政府诚信、接受监督、权利救济等观念，学会以新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和依法行政。（2）约束公权、保护私权、政民和谐、透明服务。在中国，法律价值观的基本变化轨迹可以概括为：封建主义传统下的法律价值观念是君权至上、家族本位、家长主义、等级主义。

上述地方行政法制改革与创新的做法，完全符合宪法原则和时代精神，有利于充分发挥出地方国家机关推动改革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创造性。《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使权力结构的重心开始发生移转，《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促进了这一转变，初步形成了权力和权利走向良性互动的局面。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可谓有目共睹、不能否认、需要深化、仍有缺陷，对此没有太多争议。同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已越来越难，须要有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才能够相互促进、有效推进、继续深化，否则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深入推进，难有较大发展。

他们确定了许可预告、服务前移、一窗受理、内部运转、并行审批、限时办结、监控测评的28字审批改革思路，以娱乐企业的市场准入审批作为改革突破口，以有无法定因果关系为标准来确定并联或者串联审批关系，利用高科技支撑的审批网络系统平台并通过坚强有力的行政协调，将过去需要向各审批部门重复提交的申请材料改为只需提交一次，由行政服务中心统一接受、核实、保管、扫描、传送有关许可事项申请材料原件及其电子版本，妥善解决了有关审批部门均须审核申请材料原件的长期疑难问题，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极大成效，成为近年来地方行政改革创新的一大亮点。在此背景下，2008年湖南省在全国率先颁布施行了共10章178条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涟漪受到各方关注，投射出多方面的行政法制创新示范意义，体现了行政法制发展的新方向。例如，几年前河南省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赋予给35个县（含县级市），也就是由省直接管县。人们要以发展和法治的眼光来看待、冷静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认真负责的地方推进改革者及其革新举措。尤其是在全球面临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乃至危机频仍的今天，各国政府都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各方联手、积极出手拯救企业、介入市场、干预社会生活，为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如经济扶持计划、社会福利改革计划、经济危机应对举措等等，这些都是政府服务职能的体现。（3）从只注重实体法，再到既注重实体法也注重程序法还重视条理法（立法目的、法律原则）的作用。

因此，该市此项改革举措于2009年获得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其二，制定出来也不能很好地实施。

第15条提出，要改进和创新执法方式。在规制行政领域，要求政府的公共行为应当消极地不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国民党政府将训政约期定为6年，则是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训政的难度。注释:[1]端方：《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转引自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以训政为例，在20世纪的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面对的是一个派系林立、腐败盛行、民怨沸腾、外侵不断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训政没有机会获得成功。而急于立宪，又很可能有名无实。专制制度的长期积弊已经使得清廷整部专制机器缺少改进的动力和能量，即使君主和朝中大臣意欲立宪，面对着千头万绪的复杂局面，最后也只能是空喊口号，无力回天。专制主义于宿主而言，就是敲骨吸髓，直至其再也无力运转。

训政的任务是训导人民学会使用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的权力，其核心是实现地方自治。社会在20年的时间内大致可以培育新的一代人，而40年后立宪倘若还没有成功则说明其已经失败了。

[4]也就是说，立宪有利于皇帝和普通民众，而不利于处于皇帝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官僚阶层。因此，在立宪的方式和手段的选择上，我们应该充分吸取训政的失败带来的深刻教训，将立宪的目标与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宪政的实践中实现宪政，而不能割裂目标与方式的联系。

这也就是说，规定的地方自治时间已过去2/3，还有75%的省没有完成甚至根本没有进行过地方自治区域的划分。如果从1929年开始计算到1988年截止，国民党政府的训政实际上断断续续做了将近60年。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20世纪专制独裁制度即使在某一个阶段曾经甚嚣尘上，但是这种制度从来没有取得过任何决定性的胜利，反而是推行民主立宪的国家与日俱增。[11]而孙中山先生在《建国大纲》中对于训政的期限并没有设定一个具体的年限，而是以地方自治的实施为立宪的基础条件。应该说，百年以来如果说在怎么建立立宪政体的问题上，中国各阶层存在分歧的话，那么对于要不要建立立宪政体，则是没有任何分歧的。今天，我们站在辛亥革命百年的祭坛上，我们看到的是百年以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富民强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因此国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初进行的训政总体来说是失败的。地方自治涉及到了宪法学里可能最为复杂与最为重要的问题。

第二种选择是：立宪应该缓行，不到万不得已就不立宪。它要求训政的主导者时刻能明白自己的定位与责任，并且面对强大的权力诱惑亦不动心，然而这种可能性仅仅存在于理论上，实践上的成功最多只能侥幸依赖于强权人物的政治自觉，而与整个制度建设关系不大。

欲判其内政之能修与不能修，此不必问其他，但问其政体之为何，而可以判之矣。从中国这一百年间的发展历史来看，建立一个立宪的民主共和国是社会各阶层的共识和基本的政治经验。